中山装的历史意义

中山装的形制溯源

猎服是英国绅士文化重要的物质形态之一，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有两种典型形制。

一是强调储物功能的狩猎夹克，特点是衣身有四个贴袋用于携带户外狩猎使用的工具和枪械配件。

二是强调运动功能的诺福克夹克，特点是衣身有两个贴袋，腰间配腰带和两条纵向的活裥，并在活裥中设有暗袋。此外，后背通常有纵向活裥为手臂前屈持枪射击动作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

19世纪90年代，基于猎服方便户外射击运动的优势，英军以四贴袋的狩猎夹克为原型创制福瑞克军服，形制为翻领五粒门扣四贴袋，有两粒袖扣，标志着猎服进入了与军服相倚为强的发展阶段。

此后，英国在南非与布尔人因争夺矿产资源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为了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环境，英军又在福瑞克军服基础上推出了卡其布军服。因为采用没有衬里的单衣无法设里袋，故在胸前设计两个加入褶裥的贴袋，既使用方便又提高了口袋的储物功能。

1902年,英军颁布新版福瑞克军官制服，将腰间贴袋改为立体结构，形成可以涨缩的琴袋，配合胸部活裥贴袋提升整体衣袋的实战功能。口袋的增加和自身功能的改善，都是因为户外高强度运动和战事而成。

结合《孙中山年谱》和《中山装之起源》提供的线索，孙中山正是在同一时期访问英国时“所御猎服”，其形制与英国猎服和欧洲军服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立体型的四贴袋是为军务和户外运动“方便携物”而生，七粒门扣作为军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提升御寒等功能，具有很好的实用功能。

新中国后的中山装形制变化

1956年，服装设计师田阿桐受命为毛泽东制作服装。他对原来的中山装进行了大胆改进，尤其在领子的设计上做了很大的变化，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同时改变兜盖和垫肩形状，设计并制成了改良款的新式中山装，也被称为“毛式中山装”。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其他时装逐渐开始流行。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国庆阅兵典礼、国际国内重要政治活动，中山装及其改良装都是国家领导人着装的首选。

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徐利明、盛小云建议：应明确中山装为中国人的“正装”以体现“文化自信”，同时建议将中山装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身着中山装改良装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了荷兰国王为其举办的国宴，这是习主席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参加西方国宴。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改良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

2016年2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实践证明，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有文化自信，才会有文化创新，才会有文化自强。中山装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内涵，融入了外来服饰的造型及其技术手段，这一点对新时代中式服装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