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博弈、世纪疫情、产业变革等多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供应链的竞争方式、布局导向、驱动因素都将迎来重大调整，对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造成基本不可逆的影响，我国产业链政策也需适时适势做出调整，以更好适应全球供应链的大变局。

全球供应链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新阶段

从竞争方式看，大国之间对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区域化、阵营化竞争手段正取代以往的市场化竞争。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秉持零和博弈和保护主义思维，强行调整基于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构建意识形态互认度高、可控性强的供应链“同盟”，主要目的是“排挤”中国。

比如，2020年以来，《美墨加协定》通过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条款，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在北美投资布局，促使近年来玩具、服装、轮胎、电子等领域大量企业从中国和其他地区转移至墨西哥。2021年美欧成立技术和贸易委员会，专门设立供应链工作组，在半导体、光伏、关键矿物等领域深化供应链合作。

2022年以来，美国先后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等盟友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ing Safety Partnership，简称MSP)，组建“矿产群”，以此摆脱对华关键矿产的依赖。后又通过组织“全球供应链弹性峰会”、组建美日澳印供应链联盟、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召开“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等措施，以所谓的“民主”为名强化同盟力量，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美西方可信赖的国家。

从布局导向看，世纪疫情的暴发凸显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本土化、多元化布局正取代以往效率优先的全球化布局。过去，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全球化越来越深入，产业分工越来越细，资源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了环环相扣、紧密耦合的网络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精细化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由于供应链长且复杂，普遍出现停工停产现象，凸显了过度追求生产效率带来的供应链脆弱性。因此，安全成为供应链布局时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各国开始通过加大补贴、改善产业生态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比如，日本启动“供应链改革计划”，拟投资约22亿美元用于支援日企将生产线转回日本国内；另一方面，推动关键供应链多元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不少跨国公司已开始考虑由多元供应商替代单一供应商，扩大原材料与中间品供应渠道，以分散供应链被“断供”的风险。

从驱动因素看，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供应链转型的国际共识，智能低碳技术驱动正取代以往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驱动。长期以来，全球制造业的聚集地都是享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成本优势的地区。但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技术快速崛起并应用，大大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七年时间里，全球机器人安装量翻了一番。在气候问题这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前，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国际共识，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绿色供应链基本成为硬性要求，一系列变化深刻改变了产业链的组织模式。

在这种形势下，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技术基础好的国家在吸引制造业企业投资布局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竞争优势，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将重塑全球供应链发展形态，全面提升供应链质量效率。

全球供应链变局对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的影响

产业链部分环节“被牵制”威胁短期内较难消除。当前，产业链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全球围绕关键产业链的核心技术要素已展开激烈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不少西方国家已做出“排华”举措，今后我国产业链被多国联合遏制的风险有可能增加。

比如，在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重构规则，试图将我国排除在外，同时，帮助一些新兴经济体建立制造业优势，以牵制我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