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极为重要。为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假设2022年人均GDP不变价增速为3%，需2023年至2035年年均复合增速达到4.61%。目前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2019年已然呈现出了一个GDP增速单调下降的趋势，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如果照此下滑速度，从2023年开始，只需2年时间就会低于4.61%。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逆转长期以来经济增速单调下降的趋势，否则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报告指出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八大难题：1-房地产市场短期风险和长期拐点交织；2-地方政府债务无法持续，严重拖累地方经济活力；3-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足；4-消费增速持续下滑；5-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足；6-人口总量下降和人口老龄化；7-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8-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下降。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但是也不必过度悲观，因为大多数困难是短期的，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存在七大潜力增长点：1-未来人口经济地理加速优化将释放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2-高储蓄率是应对调整和重振增长的基础；3-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基础；4-巨大的科技创新潜力；5-中国的大市场孕育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6-国际经济的应对能力和塑造能力上升；7-统一大市场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为了充分释放中国经济中蕴含的长期增长的潜力，报告提出了涉及十二个方面的一揽子重振增长的计划，以此来帮助中国经济度过短期的困难：1-强启消费增长，打破经济增速下降和消费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2-稳定房地产，构建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新机制；3-积极稳妥解决地方债问题；4-恢复民营经济活力；5-重振数字经济创新活力；6-重视人力资源总量即健康受教育人口储备；7-扩大就业、降低失业；8-推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9-保障供应链安全，引领新型全球化；10-打造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增长点；11-以提升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增长；12-修好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激励政府培育、服务、监管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加快形成统一大市场，提升经济活力。

李稻葵认为，为实现2035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大目标，中国必须逆转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任务虽然很艰巨，但中国经济的潜力巨大，要有信心：首先，中国百姓充满活力，工作勤奋，国民储蓄率较高，这是解决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基础；第二，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中国每年工科类大学毕业生超过美欧印日韩的总和；第三，中国经济规模大，产业部门全，国际形势的塑造能力和应对能力较高。

同时，李稻葵将报告提出的十二个方面政策概括为十二个字：宏观调整、微观搞活、国际稳住。首先，宏观调整不是指实施传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而是一方面把地方债的一大部分转成低利率的国债，并将其他地方债通过中央的债务化解机制加以化解，另一方面调整稳住房地产行业，给予增长的空间；其次，微观搞活要搞活三类关键少数群体，一是民营企业家，二是科技创新人员，三是地方政府官员；最后，面对复杂国际形势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搞好统一战线，利用好有利条件。如能做到上述三点，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逆转增速下滑趋势，实现2035年的宏伟目标。

贾康认为，在“十四五”和到2035年的整个时期内，需将经济运行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以此实现新时代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处理好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关系，在度过疫情政策调整的高压力区后，极大概率会打开新的局面。他强调，当前预期转弱突出表现在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社会上污名化民营企业的不良思潮和错误观点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积极性。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应当在融资、市场准入等等政策上真正做到一视同仁，让全社会进一步形成民营企业是自己人的社会氛围。

与此同时，虽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仍较为严峻，但防疫政策的优化部分缓解了地方财力的紧张程度。省一级财政对特别困难的地方要给予一定支持，中央通过对省级的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对困难地区的关照。当前，财政的紧日子虽然比过去更紧，但赤字始终处于安全区内。2023年财政需要进一步发力，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公债需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需要注意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执行中不能迟疑拖延。房产税改革方面，接下来会进一步试点扩围。在中央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后，财政部也提出支持深圳在全国税制改革中先行先试。

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处在复苏状态，但基础仍不稳固。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甚至出现衰退的苗头，对于2023年经济，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很难比今年更乐观，因此经济复苏还是要靠投资和消费驱动。想要扩大消费，就要让民众有钱，因此明年的第一位任务仍然是做大蛋糕。与之相比，分配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还是在未来五年保持较高增速。稳住经济增长有利于扭转市场主体和民众的悲观预期，如果明年中国在这方面有大的作为，就能给予市场信心。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量才能谈到质，因此要质量并重。

促进消费的第二个措施是增加就业，而明年1150万的大学毕业生是非常旁大的就业群体。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实现新增就业180-220万，如果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在5%以上，就有利于发挥就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增长稳住，就业稳住，物价稳住，消费自然就会提升。

关于制造业与制造业投资，姚景源认为9%的增长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制造业投资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即增加产量的投资，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即通过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来提升创新能力。今年以来技术改造比重不断加大，体现了在工业领域创新为第一驱动力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他指出，在工业投资中重点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需做好两件事：一是给企业加速折旧，减免税费，鼓励更新设备，运用新技术；二是技术改造贴息，有财政条件的地方要利用补贴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高善文认为，近期资本市场的股指回落现象，是交易层面上的自然回落。他指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疫情管控放开前，市场存在较强的重启经济、防疫政策放开的预期，这种强预期下市场不断有新增资金流入，出现了放量上涨。在预期兑现后该预期所支持的交易过程基本结束，市场就转入了缩量下跌。而在预期兑现后，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于政策定调后经济活动的恢复是否顺利，只有经济数据的改善与预期一致或更好，交易才能从政策预期过渡到经济好转的预期。现在政策放开后，疫情扩散以及危重病例的情况与此前的预期相比有一定落差，市场在短期内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关于资本市场的外部风险，短期内（未来一年）市场关注的主要风险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对于加息终点及时间、美国经济明年是否衰退、衰退程度多严重，美联储给出的预期与华尔街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中长期内主要是地缘政治风险，根本上是中美关系。面对外部风险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从行业层面可以考虑一个二维坐标分析框架，横轴上是行业的增长动量和潜力，纵轴上是安全关切，主要是政府感受到的行业对安全的影响。比如在第三象限的家电行业，行业增长峰值已过，也难以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一、二、四象限，对不同的象限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在第一象限，中美之间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对抗。在第四象限，中美之间主要是竞争。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潜力强，安全关切上不明显，现在还是由民营企业来主导。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用统一的贸易规则约束、推动各国在第四象限领域的分工和竞争，这对我国政府来说也是未来要重点考虑的政策目标。

秦虹指出，满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是中国下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其方法有三：一，各地方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持改善性需求的政策，二，在合理的改善性和刚需需求的购房方面，保留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三，城市的限购和限贷政策要调整，降低改善性需求的门槛。中国目前住房的需求分为三大块：新增人口城镇化所带来的需求、更新的需求（拆迁）、改善性需求，其中改善性需求占比提高最快，最有消费支持潜力。2022年，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三大因素：正常市场总量下台阶、三年疫情影响导致老百姓失业和减薪，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以及供给端风险不断爆雷。而秦虹认为，明年房地产企业爆雷的风险会大大降低。原因是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融资支持性政策，而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规律，回归常态。

总体而言，房地产调控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政府履行职责，如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二，尽可能尊重市场；三，支持新发展阶段房地产企业新模式形成，改变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模式。

莫天全指出，过去三年房地产市场交易有三大特点：首先是购房者仍保有购买力，但购房意愿大幅下降，反映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顾虑。不确定性来自两方面：对未来市场价格没有信心以及对开发商，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发商没有信心；第二大特点是价格。根据中房指数，2022年是2015年以来价格下滑及新房涨幅最小的一年，涨幅仅有0.06%，基本持平；第三大特点是交易面积。在100个主要城市中，1-11月成交面积下降了36.8%，是一个巨幅的下滑，其中一线城市下降了24.9%，二线城市下降了38.8%，三线城市下滑了36%。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如何提高购房意愿，否则难以形成真正购买力。

同时，莫天全还强调了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他认为新能换不仅是中国未来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也是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方向。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承诺，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作为长期目标，困难与机会并存。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是一条完整链接的产业链，当中涉及到有方方面面的技术，从资源到加工，再到中间产品，一直到碳酸锂、磷酸铁锂，再到电池，机会无处不在。但当下的行业竞争刚刚起步，有粗放式增长带来的问题：产能过剩、技术不过关，投资不一定能够得到回报。

潘庆中高度赞同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挑战严峻，潜力巨大”的分析，并强调了政府在合理应对挑战、释放发展潜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潘庆中结合实地走访调研，分享了阿联酋和爱尔兰两国政府促进疫情后经济重启的关键举措：阿联酋政府放宽了签证政策，极大促进了商业繁荣和人员流动；爱尔兰在北欧国家中实行了低税政策，吸引了大量投资并带动经济增长。潘庆中认为，中国经济相比于上述两个国家，拥有更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优势，只要能充分调动起各级政府的积极性，让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中国经济一定能行稳致远。

刘培林指出，想要更好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效率，务实积极落实中央政策，必须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实践作为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非常重要。坚持实事求是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好地消除内生的预期冲击，实现“稳预期”的目标。中国人口规模大、内部差异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央不可能“全知全能”地制定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因此改善基层治理需要让基层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形成一个包容、审慎的决策指挥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敢担当、善作为。

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地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刘培林认为，应当向居民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等补贴。立足于明年的现实情况，想要在后疫情时代“重启”中国经济增长，有必要向居民发放直接的补贴以促进居民消费，此举比发放到地方政府、某个行业或企业要更有效率。从更长远角度看，刺激内需应当着眼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2021年中国居民五等分收入组中最低的两个组共有5.6亿人，人均收入是每个月1116元，这些人群的收入连日常的体面消费都难以满足。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参与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样才能实现内需和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袁钢明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很大潜力，但也面对严峻挑战。按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看，2023-2027年经济增速必须达到6%，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经济增速下降，最大的问题在于消费。2022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5.9%，问题已非常严重。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的下降，对待消费问题要从如何增加收入的角度想办法，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朱镕基任总理任期内，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后来采取了增加工资，调整收入的办法，跨过了难关。现在中国也应该加大财政调整力度，打破消费下滑僵局。对消费的一些重要领域，比如家电产品或大件日用品，可以采用降低销售税的办法，而不仅仅是发补贴；对于消费所依赖的民营经济和网络经济，要加大支持力度；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保持适度宽松，调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办法要大胆，刺激消费，才能推动经济回升，打造向上的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