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过了，北京五月的阳光已非常扎眼。

耀眼的阳光里，55岁的台州人谢仁德带着记者来到丰台区丰海南街路口。他眯起眼看了看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工地，用手指着街对面一幢20多米高的老楼说道：“那是当年的京温服装市场。那个时候，大红门一带围绕服装产业形成的市场有几十个。那个繁荣啊！”

京温服装市场旧址

北京南三环，凉水河依然平缓地流淌着。谢仁德带我们来的地方，曾是北京乃至华北最大服装批发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所在地。现在，这里正“华丽转身”为未来科技产业园，以“文化 科技”整合新产业，撬动着北京南部地区加速蝶变发展。

建设中的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大红门正“华丽转身”

几十万浙商，曾经奋斗在大红门

谢仁德现在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台州企业商会会长，对于大红门，他再熟悉不过。1994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前身——红门服装市场，就是由谢仁德和几个浙商一起创办的。

对于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青春的他来说，这里有激情燃烧的岁月。谢仁德觉得，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曾经的繁荣，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比熙熙攘攘还要厉害！”

这种感觉，记者同样在胡涛那里得到了印证。职业经理人出身的胡涛，2017年前曾是京温服装市场总经理。她说：“那会儿，大红门每天人山人海。”

“怎么形容呢？”胡涛甚至给记者打了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堵车’，那时这儿就是‘堵人’！”

怎么个“堵”法？“就是人多、货多、车多，放眼望去，所见之处皆是货车、三轮车和打了包的货物。我们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胡涛说，“不过这里的生意，那是真的好！”

京温服装市场创办于1992年。“我2000年来到‘京温’时，这里已经热闹得不得了了。”胡涛说。

胡涛

胡涛在京温服装市场待了17年。17年里，她目睹勤劳的浙江人在这里攒下人生第一桶金，而后转型升级创办企业。她曾经管理的京温服装市场一期、二期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2500个摊位，90%是浙商。“浙商不会固守陈旧。随着业务发展，部分浙商把摊位盘给外省人承接经营，自己出去办厂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外省的商人，始终做不过浙商。”她说，“浙商眼光超前，思路灵活。”

曾经，到底有多少浙商奋斗在北京大红门？2015年，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做过一个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当年在北京注册登记、年营收在1亿元以下的浙江籍老板名下小微企业，约2万个。谢仁德参加了这个调研，他告诉记者：“这些企业，相当部分是大红门一带浙商注册成立的。”

谢仁德

这个调研还显示，当年80多万在京浙商中，温州籍近50万人（其中乐清籍占了大头，有近30万人），台州籍约17万人。“在大红门从事服装生意的，以温州籍浙商和台州籍浙商为主。”谢仁德说，“坊间传闻‘几十万浙商在大红门’，并不为过。”

2017年，随着北京市第一次非首都功能疏解告一段落，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全部关停。

2023年春天，记者行走在凉水河畔，曾经喧嚣的热闹景象早已难觅。但浙商在大红门曾经的奋斗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凉水河畔

在大红门，浙商是这样做生意的

大红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木樨园桥南侧南苑乡。

历史上，大红门原指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门。据史料记载，大红门建于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时扩建南海子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有一个门，分别称东红门、西红门、南红门、北红门；其中，北红门为南苑的正门。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又增开了五个门；在北红门东边所建的一个门称“小红门”，因此原来的北红门也被大家称为“北大红门”，后来习惯称“大红门”。

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地方，一度被称为北京“浙江村”。

1985年春节前，17岁的谢仁德从浙江玉环老家来到北京。因为很多温州籍、台州籍老乡就住在木樨园大红门一带，他也跟着住进了这里。

俯瞰“浙江村”

至今回想起来，谢仁德依然觉得那样的日子快乐而有奔头。“就是老北京的胡同里，都是平房，一间一间的，住满了租在这里的浙江人。居住条件并不好，一到下雨天简直无从下脚，但大家觉得日子充满了希望，并不觉得苦。”

那会儿正是“引厂进店”的好时机，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大厦、西单百货大楼等地，敞开怀抱欢迎大家进去“包柜台”经营。谢仁德他们，就是带着玉环老家服装厂的产品，来到北京“包柜台”。因为是直接从厂里生产出来后就进到销售前端，中间省去了经销环节，所以利润相当可观。

勇于挑战的浙江人就在其间发现了商机。“有些会裁剪的、缝纫手艺好的，就在出租房里摆起了两三个、三五个机头，搞起了家庭服装作坊。有的拿到京郊去卖，有的给厂里做贴牌。渐渐地，有北京市民打听到商场里的服装就出自‘浙江村’后找了过来，大家就在出租房里加工并销售。”谢仁德告诉记者。

再后来，随着加工工艺越来越好，大家都认同了“浙江村”的产品。因为同样的服装，大商场和“浙江村”的价格相差不是一点点。但是出租房太小又接待不了那么多客户，大家就到路边摆摊去交易。“实际上连个摊位都算不上。找两棵树，拉根绳子，挂上衣架和衣服，就能做生意啦！”

“浙江村”里的作坊

慢慢地，服装市场雏形就开始形成了。

“这个市场的形成，完全是自发的。”谢仁德说，“其后大家看到果园村有片空地，就琢磨着要像绍兴柯桥轻纺城那样办个交易市场。”

这一琢磨不得了。1992年京温服装市场诞生，1994年红门服装市场开业，1997年京都轻纺城开张……有做面料的，有做辅料的，有做钮扣的，有做五金配件的，有做拉链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市场，包罗了服装生产的所有工序和工艺。

“除了服装设计和研发，当时‘浙江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谢仁德说，“其余服装生产、销售要素，我们都有了。”

“浙江村”内的市场

那时候的浙江人，为什么能在大红门做得那么红火？

在谢仁德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全产业链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发挥所长，负责的是服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他解释说，“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产业链给拆分了，化整为零，各自加工完成后，再拿到市场来进行交易，又化零为整。市场规模就这样起来了！”

也是在丰台区大红门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的影响下，西城区动物园批发市场、朝阳区雅宝路服装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

比别人早迈出一步，敢为人先

“作为职业经理人，我是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大红门的浙商。”胡涛说。

在她看来，在京浙商除了吃苦耐劳，其独特的地方或是明显的优势还在于：视野开阔、眼光超前、积极进取、团结协作。“浙商大多很早出来经商，其家族或者亲戚又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所具备的往往就是世界眼光，做生意总能比别人早迈出一步，抢到一些先发优势。”胡涛这么认为。

浙江乐清人卢坚胜，是谢仁德的合作伙伴。

卢坚胜

1995年，24岁的卢坚胜跟着朋友离家北上，与“做市场”结下不解之缘。1996年，卢坚胜与大红门街道合作，办起“服装早市”；1997年，由他担任董事长的京都轻纺城开业；其后，他又办起纺织品市场。

就是在大红门，台州人谢仁德与温州人卢坚胜相遇了。相同的理念，让他俩很快走到一起，一路合作至今。

2009年11月，北京启动《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简称“南城行动计划”），计划三年内投资2900亿元，用于城南的产业调整、民生改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定位于高端产业。

看到“南城行动计划”的那一刻，谢仁德和卢坚胜都敏感地认识到：大红门原有的服装加工业将面临搬迁和改造。

一直以来，大红门地区服装市场走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租来村集体的土地，建好市场招租，然后开业经营。“市场管理方、经营户和村集体，看似大家都赚钱了，但很多手续都是不完备的。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作坊式的服装业，等于一直在没有地基的空间里行走。”同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谢仁德、卢坚胜，还联合了后来成为中通快递管理层的王吉雷，开始为大红门浙商寻求出路。

他们一致认为，已经发展壮大了的大红门浙商，需要一个适合长期发展又属于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里最早的批发市场。门口一排排小车，是用来把作坊里生产的服装运往市场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支持下，他们考察调研了环首都十三县中可承载服装产业的所有地方，最终敲定了河北省永清县。

永清地处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北京产业转移带上，毗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台高速贯穿全境。独特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使其成为大红门浙商搬迁的首选之地。

“永清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采访时，谢仁德一再告诉记者。

他们注册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装新城”两个主体。2010年春节前，与永清县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合作建设规模达2万亩的永清“浙商新城”项目，其中5000亩用于建设“浙商服装新城”。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永远比想象要来得更骨感。

永清在哪里？魅力在哪里？

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出发，沿京台高速驱车40分钟，便到了永清地界。

介绍资料显示：“永清县地处京津冀经济圈核心”。进入永清境内，记者对这句话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也更能明白当初“浙商新城”为何会选址在这里了。

永清县区位交通示意图

从永清县区位交通示意图上看，这里距离北京市60公里、天津市60公里、雄安新区50公里。如果把北京、天津、雄安新区比做一个三角形的的三个顶点，那么永清几乎处于这个三角形的中心。

武廷海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主任。此前，他曾参与“大北京规划”和“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武廷海告诉记者：“北京要发展，产业升级是必然。大红门等批发市场，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低小散是其特点。随着时代发展，大红门必然要面对转型升级、自我革命，这是历史必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红门浙商顾大局讲政治，主动选择去永清建设‘浙商新城’，不仅眼光超前，也是二次创业。”

确实，京津冀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千年古都“瘦身”蝶变，环京各地县市，比如永清县，如何牢牢抓住和用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这是一个发展机遇，也是一篇大文章。

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北京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这其中，包括大红门一带围绕服装产业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市场，涉及浙商几十万。

遭遇瓶颈：疏解容易落地难

2010年春节后，负责牵头永清县“浙商新城”项目的谢仁德、卢坚胜他们，找来当时大红门一带较有实力的600多家浙商服装企业，并与这些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之际，这个当年曾被列为永清县乃至河北省委省政府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却遭遇了“疏解容易落地难”问题。

按照规划和设想，作为时尚产业的永清县“浙商新城”项目将被打造成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其中，相关产业链企业1000家，容纳产业人口100万（20万为生产、销售端常驻人口，50万为采购端流动人口，30万为服务产业人口）。

云裳小镇

目前，落地永清的主体中，只有“浙商服装新城”项目“云裳小镇”部分得到了落实。5月12日，记者探访“云裳小镇”时了解到，这里营业的3800多个摊位、几十家企业，其所吸引的常驻产业人口尚不到当初设想的1/3。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作为华北区域最大、最红火的服装批发交易中心，北京也曾是服装行业的风向标之一。以面料为例，女士的冬装和男士的休闲夹克，都曾有过“全国看北京”的辉煌。

云裳小镇内的华盛纺织集团

伍朝八，浙江乐清人。作为最早一批在北京大商场里“包柜台”的勇敢者，自从2000年左右改做面料以来，伍朝八至今做的仍然是女装面料生产、销售生意。2018年，经历了前期观望、摇摆后的他，在“云裳小镇”挂出了“华盛纺织集团”的牌子。“在面料界，女士冬装的细分行业，北京不再是风向标。”他告诉记者，“现在，这行的风向标在南方的杭州、海宁、桐乡一带。”

在伍朝八的印象中，2011年-2015年是北京面料界的高光时刻。“京都轻纺城、万鑫轻纺市场等10多个面料市场、5000多个摊位，曾经一铺难求，大家生意都很好。”伍朝八说。

华盛纺织集团的女装面料

作为云裳小镇经营女装面料品种最全的浙商，他认为：“市场一散，客户就散了。再要聚拢，需要时间、规模等多种因素来共同培育。”

在他看来，重疏解轻承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里的市场集聚效应尚显不足。“与大红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里几百家的面料摊位体量，也撑不起‘店多隆市’的效果来。”

记者调研时，同样提到“集聚效应不足”的，还有经营廊坊卡帝亚服装有限公司的浙商张献华，他的工厂专业生产商务男装。

张献华拿来一款男士羊毛大衣，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这件大衣的面料，原来在大红门，我们拿面料的话半天就能到货，因为大红门是全产业链供应，大家各司其职，上下游供应效率非常高。”他解释说，同样一块面料，现在他得先到内蒙古去采购纺纱用的原材料，再到山东去织成布，而后完成印染，整道采购流程走下来至少40来天。“不仅速度慢了，也会增加采购成本和市场风险。”

张献华经营的廊坊卡帝亚服装有限公司

同为浙江乐清人的张献华，是最早一批在永清买地建厂房的浙商。曾经在北京旧宫镇，张献华的服装企业年产值2亿多元，拥有员工580多名，是旧宫镇有名的纳税大户。“那时，唯一美中不足的，厂房是问村集体租来的。万一遇到拆迁，自己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

2010年7月，张献华砸钱在永清购买了40亩地，加上后来自建厂房的费用，几乎把前半辈子赚来的都投了进去。“由于用地指标紧张，当年我只拿到了10亩地的土地证。后来又陆陆续续补办了一些，目前尚有17亩地的土地证正在补办。”张献华说，建设用地没有合法、完备手续，这或多或少让他不敢过多投入、放手一搏。

“来永清买地建服装企业的浙江老乡，大多和我一样被土地证‘卡’过。”张献华补充说。

二次创业，浙商在永清韧性生长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记者发现，从大红门前来永清谋发展的浙商都咬牙坚守了下来。“没有一个逃兵！”永清县浙江商会会长陈炳柳说。

“我们到永清来，就是凤凰涅槃般的二次创业。” 陈炳柳告诉记者，“一路上遇到的坎坎坷坷，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永清县浙江商会

注册并拥有自己的品牌，让这些浙商告别了首次创业前期的低端产品。记者在调研时欣喜地看到，浙商们来到永清，一起带来的还有各自的商标和品牌。从生产端看，陈炳柳，永清盈珂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法人，拥有女装商标“盈珂”；张献华，廊坊卡帝亚服装有限公司法人，拥有男装商标“尼罗菲”。从销售端看，伍朝八，华盛纺织集团合伙人，注册了女装面料商标“华桐”；林加进，卖的就是自家“澳森”品牌服装。

有品牌、重质量，这是浙商在永清生存的法宝之一。“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三年的冲击之后，面对越来越理性的客户，我们靠的就是质量取胜。”张献华说。

因为质量牢靠、款式新颖，张献华自家生产的“尼罗菲”品牌男装在兰州、西安等地的200多家门店销售。此外，他家还是国内一些大品牌七匹狼、劲霸等的加工商。

而在乐清人林加进看来，永清浙商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一步步转型，“都是自发的！”

“市场大环境就是这样。但我们相互鼓劲，争做‘不倒翁’。”林加进说。他还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转型故事。

1985年，19岁的林加进来到北京海淀，在五道口那里经营服装。1992年大红门京温服装市场开业时，林加进进场成了经营户。后来，他注册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北京澳森服装有限公司，“前店后厂”模式，生意红红火火。

起先，“澳森”只生产、销售男裤。2017年非首都功能疏解时，林加进同样选择了永清，并在曹家务乡南小营村租房办厂，继续“前店后厂”模式。后因村里搬迁，林加进干脆关闭了厂子，谋求转型升级。

“我们不生产了，转为主攻销售。光是男裤，我觉得产品线还是单一了些，就转为销售‘澳森’品牌全品类男装。”林加进说。

怎么采购？他把男装分为裤子、西服、衬衫、短袖等品类，在全国各地找来质量过硬的生产商，下单“代加工”。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主打的还是自家那个品牌：“澳森”。

“就是我用‘澳森’品牌下单，让生产厂家代加工。比如西服，还是温州老家的厂家过硬，我找的是报喜鸟、乔顿合作。衬衫，我就交给义乌还有广东那边生产。”如此一来，林加进每天琢磨最多的，就是国内外的流行款式，看面料、看设计、看色彩，然后再到全国各地调研，“看准了就下单”。

澳森服饰

再后来，他还把女装也囊括了进来。如今，林加进在云裳小镇有两个店面，一个主营全品类男装，一个主营全品类女装。“我们还反季节下单采购，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林加进说，“这个月底，我计划去趟浙江平湖，反季节采购今年冬季的羽绒服。”

等待机遇，期待腾飞

面对未来，永清的浙商在想些什么？

“一致看好，充满信心！”记者在永清调研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作为永清县浙江商会会长，陈炳柳告诉记者：“华北区域需要这么一个平台，这是几十年从业经验让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是这些年支撑我们一路前行的精神支柱。”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100多家在永清建起的浙商服装企业，至今每家仅购地建厂部分已投入不少于4000万元。“加上设备等，全部加起来已有近百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浙商，是把前半生积蓄都投在这里了。”陈炳柳说。

云裳服饰广场（一号馆）

最近，他们正商量着成立永清县浙江商会外贸服装专业委员会，做好内销、外贸两篇文章，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

在京津冀经济圈核心，永清浙商的发展引起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师生的关注。祖籍浙江温州的该系研究生夏成艳，甚至在毕业论文中关注了这群浙商。

“浙江人就是潜力股，只要给机会、政策和平台，他们就能腾飞。”目前已经完成论文、正等着毕业答辩的夏成艳告诉记者。

在导师武廷海的指导下，夏成艳是从未来城市规划的角度去研究永清时尚产业和永清浙商的。她的论文题目是：《基于未来城市DNA的河北永清国际服装城规划研究》。

在武廷海、夏成艳这对清华师生看来，在永清奋斗的这群浙商积极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不仅有战略眼光，还在实战打拼中非常灵活。“困难是临时的，前景是光明的。”他们说。

时尚产业规划

永清发展，需要浙商这样的领头羊

“浙商新城”项目从2010年规划至今已有10多年了。这些年，浙商陆续来到永清，奋斗在这片热土。我们好奇的是，永清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着大家？而对于这部分浙商，县里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浙商顾大局讲政治，从北京大红门来到河北永清，我们非常欢迎。永清的发展，需要浙商这样的领头羊。”县委书记焦文序如是说。

大红门浙商去哪儿了？

焦书记认为，大红门浙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永清华丽转身“升级”了。“他们是怎么升级的？是被一些有情怀、有胆魄、有思想、有路径的浙江企业家领着走出来的。”

焦书记继续介绍说：永清一直非常欢迎和支持外来企业、投资者来此发展。浙江服装企业的到来，和那些顺着“了不起的地瓜”藤蔓出来的浙商，已经在永清趟出一条路。“浙商新城”项目建设，购地建厂的浙商已在永清投入近百亿元。作为时尚产业的云裳小镇，其建筑都成了永清的地标，充满时尚感，恰如其名引领着永清建设“时尚之城”。

廊坊浙商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外景

针对浙商新城项目，永清县委县政府一直积极推进，加强协调和服务，努力为浙商企业营造更加开放、优质的投资环境。10多年来，永清县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扶持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注重与浙商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发展壮大服装服饰产业。

浙商奋斗在永清这片热土，也为永清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浙商们作为有着丰富经验和优秀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在技术引进、资金支持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为永清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永清百姓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和福利。

永清服装博物馆

开通到北京的828快线，永清县花了不少力气

目前，云裳小镇不仅是永清的地标性建筑，更是浙商经营户在永清的聚集区，但更多的商户还是居住在北京。随着北京到永清828快线的开通，既便捷了交通，也节省了时间。在这件事上，永清县委、县政府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力气。

对此，焦文序颇有感触地说道：“是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是河北省委提出的旅游方针和策略。服装服饰作为时尚产业，既属于美的范畴，也属于购的商品。曾经的大红门非常热闹，大红门的浙商去哪儿了？不仅北京人不知道，外省人也都不知道。我们有责任，让北京人和外省人知道‘大红门的浙商来永清了’！他们在永清又扎根了，又蓬勃发展了，又转型升级了，还能‘定制’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

在永清，升了级的大红门版本是怎样的？

记者得知，目前在云裳小镇，已先后建成“云裳轻纺城”“云裳服饰广场”两个项目，承接北京大红门区域服装商贸企业或商户3800多家，注册个体经营户1000余家，注册企业400余家。同时，云裳小镇还进驻了独立设计师与高级定制工作室百余家，这些工作室均由中国时装设计“金项奖”、中国时装技术“金剪奖”、“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等领衔。

云裳小镇

“我们永清就是要发挥北京卫星城想象力，并努力付诸实践。”焦书记表示。

曾经北京到永清也有公交，但那得经过丰台区、大兴区，再从河北固安县绕过来，路上得花两个多小时。

经过永清县和北京市公交部门沟通协调，目前，从北京南三环大红门到永清的828快线已经开通，走京台高速，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第一站“云裳小镇”，非常便捷。

焦书记还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现在，大家可以坐这条快线来逛逛云裳小镇。永清欢迎您！”

云裳服饰广场（一号馆）

服装企业和经营户，已遍布永清城乡

围绕服装打造的时尚产业，是永清县乃至河北省重点引进的产业项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永清的时尚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城南行动计划等国家战略，服装产业是永清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区位交通优势、服装产业特点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县域特色产业。经过十余年集聚与发展，服装企业和经营户已遍布永清城乡。”焦书记无不骄傲地说。

目前，永清建成了云裳国际城（云裳小镇）、时尚未来城两大产业基地，形成了“两城组团·双子星座、遍地开花”的发展格局。围绕服装打造的时尚产业，不仅是永清“1+2”主导产业、廊坊“7+6”特色产业，也被列入了河北省176个特色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已有7000余家服装企业和经营户扎根永清、抱团发展，涉及服装服饰创意设计、生产加工、面辅料交易和商贸物流，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和业态品类，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行业影响和市场潜力。2022年实现产值约30亿元，营业收入约40亿元，带动就业近4万人。

服装企业和经营户已遍布永清城乡

未来，永清打算这么干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新机遇。永清位于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区位优势明显。与焦书记的对话，让我们明显感觉到，面对未来，永清有更多的发展机遇；永清的时尚产业，也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发展。

谈到此处，焦文序如是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和临空经济区加快建设，是永清发展的最大机遇。特别是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建设，让永清“区位+交通”的优势真正聚合凸显、变为现实，各种资源要素加速聚集，永清即将成为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和产业圈集聚之地。

“借助这些优势，我们要进一步锚定发展、做好规划、主动出击、精准破题、科学发力，争取早日实现永清蝶变。”焦书记说。

云裳小镇一瞥

发展时尚产业，已被列入永清县“十四五”发展规划。永清的目标，是要把它打造成南北融合、线上线下、国际国内同步运行，文化积淀与智能创新兼具的全产业链集群。

根据这一目标，永清将着力做好产业链创新链强链补链延链。以世界性的眼光，谋划做好时尚产业转型升级大文章。聚焦打造外向型、国际化服装外贸产业基地，进一步整合资源，培树龙头，发展跨境电商，开放服装产业走出去的贸易窗口；聚焦建设国家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进一步完善配套，吸引设计师人才集聚，打造时尚创意之都；聚焦壮大服装生产加工企业规模，以区块链金融打造数字化交易平台，试点服装产业共享孵化园，进一步促进和带动服装全产业链更加成熟稳固，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开放型高质量发展道路。

“从县域实际出发，永清该如何突破资源制约？如何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示范区域，让永清真正成为时尚引领的时尚之城？”焦书记表示，“我们将锚定目标，以问题为导向，以结果为牵引，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力推进永清高质量发展。”

云裳小镇

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