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繁花》迎来大结局，剧中被看见的不止是“富贵迷人眼”的黄河路，还有用一单又一单生意堆起整条街纸醉金迷的浙江服装商人。就如剧中在上海“一炮而红”的“三羊牌”，在上世纪那个热火朝天的90年代，杭州的“范老板”、海宁的“魏老板”和“小宁波”勇闯上海滩，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来自浙江、走遍全国的服装品牌。
从那时起走出来的雅戈尔、杉杉等，不仅在中国服装行业史当中刻下浙江的印记，更带动了一个到现在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的浙江服装产业。但回归眼下，作为全国纺织产业规模第一大省，浙江的纺织服装产业仍处在承压的关键时期。
就在几天前，为进一步引导预期、提振信心、优化环境，浙江发布《关于支持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提出要加大总部型企业建设支持力度，鼓励纺织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广泛布局境外营销网络，积极探索新型国际合作方式。作为曾经的龙头，浙江还能否守住自己的“繁花”时代？是该复制先例，还是闯出一条新路？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浙江纺织业出现的有关直播电商的两难选择开始。去年3月，杭州四季青的常青市场突然对直播电商“发难”。一纸“明令禁止直播、走播”的禁令在市场内流传，违者罚款最高可达数万元。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电商之都”杭州禁止直播电商的讨论不断发酵。服装行业战略专家杨大筠分析，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去中间层”，让制造与消费需求无缝对接。无论是广东的白马、黑马服装批发市场，还是浙江名声在外的海宁皮革城，早已面临来自电商的挑战，广州十三行更早就曾尝试叫停直播卖货。四季青相关负责人也曾公开表示，禁播是为了“保护批发客户们的利益”，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但业内的普遍观点是，这更像是最后的“挣扎”。服鞋行业独立分析师程伟雄曾指出，直播等线上渠道未来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和批发市场等线下渠道矛盾，即便总批、二批的价值继续存在，但再向下的中间环节还是会被进一步压缩。杨大筠说，服装行业存在依靠品牌或商业模式两种发展模式。如果依靠品牌，就需要有创意、有个性，并且具有社交属性、为消费者带来社会地位的区隔。而如果依靠商业模式，则是利用科技手段极致的性价比和快速的消费能力，快时尚的生存逻辑大抵如此。反观浙江，“造牌”则是刻在基因中的反射动作。就如《繁花》剧中“三羊牌”的经历一般，上世纪90年代，诞生在宁波的雅戈尔为了开辟上海市场，一家家敲开上海百货公司的大门，只为了让第一批服装进驻南京路。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他们在新世界百货打造雅戈尔衬衫节，邀请代言人费翔出席，让雅戈尔一夕之间“火出了圈”。直到现在，浙江品牌在中国服装业仍占有重要位置。与雅戈尔同时代的杉杉，接过创牌“火炬”的太平鸟、GXG，早已走入千家万户。据杨大筠分析，这些品牌恰好赶上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和改革开放的红利期，发展历程大多不到30年，正逼近发展“天花板”。如今，中国的消费行业面临彻底的更新迭代，传统品牌的创始人与当下核心的年轻消费群体之间的隔阂愈加明显，需要更多新一代年轻人加入创牌，以加速行业新陈代谢。这需要更友好的市场环境，为新兴品牌提供成长土壤。除了品牌加持之外，技术创新则是浙江品牌另一条突围之路。整体来看，大型加工厂是浙江的优势所在，宁波的申洲国际和绍兴的盛泰集团已经是上市企业。其中，作为全国最大垂直一体化针织“贴牌”制造商，申洲国际为优衣库、NIKE、ADIDAS、PUMA等知名品牌的制衣商，最近的一笔新订单来自lululemon。而在与运动品牌合作过程中，申洲国际还筑起在材料领域的“护城河”，向技术深水区迈进。
按照浙江的规划，到2025年全省纺织产业规上营收目标要超过1.2万亿元，并将打造“拥有时尚话语权的品牌集萃地”。行业变革浪潮翻涌，浙江要守住自己的“繁花”。
文章来源：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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