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全职太太找老公要钱买菜”的聊天记录，深深地刺痛了她姐。
连逛个超市买个零食都要看别人脸色的感觉，实在太不好受了。
相似的一幕，被一个叫向京艳的女人看在眼里：
她去超市购物，前面有一位宝妈，想买一件很普通的东西，她老公不允许，两人吵得很凶。
宝妈觉得委屈，她说：“要不是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孩子，我一样可以出去赚钱，我可以买我自己想买的东西。”
这句话，向京艳记了很久，她有两个孩子，当过几年全职妈妈，她知道那种不被尊重的苦。
宝妈服装厂老板向京艳
后来，向京艳办了一个工厂，只招宝妈。
这就是她姐今天想要介绍的，一家宝妈服装厂的故事。
流最臭的汗
也要赚最干净的钱
这个服装厂主营学生校服，名叫“加十分”，开在武汉黄陂区王家河。
这并不是一个繁华的地段，街道老旧，没有餐馆，晚上只有零零星星的烧烤摊。
但是这家宝妈服装厂附近，步行距离不到15分钟，就有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还有书店、文具店。
图源：极昼工作室
最开始服装厂去学校门口发传单：“招宝妈，不用加班，时间弹性，可以把孩子带到厂里”。
这宣传语怎么看怎么像诈骗，直到第一批员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了，才一传十，十传百。
工厂扩大到几十人，现在有近两百人。
来这里的宝妈很多都是单亲妈妈。
图源：局外人视频
40岁的阿云带着儿子从淮南坐车过来，她独自抚养孩子四年多，离婚官司走到司法程序，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家那边工资太低，不足以养活一个家，于是阿云千里迢迢地过来武汉。
她说：“女人可以没有男人，但不能没有收入。”
小艾是外地媳妇，远嫁过来不免受些闷气，婆婆总指望不上。
直到她到厂里边带娃边赚钱，才发现：“女人自己工作赚钱，在家里更有话语权！”
后来婆婆也不数落她了，还会做好饭等她回家吃。
图源：长江日报
李娜果断离婚了，因为她发现自己被迫成为一名同妻，而且全家人都替丈夫瞒着这件事。
她带着孩子离开安徽老家，很少跟家里人联系，哪怕现在家里依然不赞成她离婚。
李娜说：“我流最臭的汗，也要拿最干净的钱，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老板向京艳给她提供了车间里的一个房间，有简单的生活设施，李娜便以厂为家，在这里重新开始。
厂房里有很多鼓舞人心的标语：“靠自己才是女王”、“相信自己，宝妈最棒”。
罗淑媛来这上班的第一天，就被一个标语感动了，写的是“认真的妈妈，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于是她跟女儿约定：“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你好好读书，妈妈认真工作”。
向京艳的抖音私信里，来求职的妈妈们越来越多。
有的刚经历了家暴离婚；有的丈夫外出打工，有新相好了；还有做了N年全职妈妈，被嫌弃黄脸婆；还有不好意思向老公伸手要钱的…
“加十分”服装厂就像宝妈们重回社会的救命稻草。
工厂设立了弹性工作时间，妈妈们可以接送完孩子上下学再来上班，非常灵活。
这并没有耽误工期和交货，相反每个妈妈心里都有个小目标，她们主动打提前量，把带娃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工厂由最开始的计时算工资变成计件，更能调动妈妈们的积极性。
在武汉能拿到平均五六千的工资是非常可观的，多的一个月能上万。
为了方便上班的宝妈好好带孩子，向京艳买了课桌和玩具在工厂，供孩子们写作业，还让自己的女儿教他们画画。
这里时常可见的画面是：缝纫机“哒哒哒”地运转着，女工们在流水线上熟练地操作，旁边还有不少不同年纪的嬉笑玩耍的孩子们。
厂子办得最红红火火的时候，突然接到政府通知，要搬厂，换了地址，原先60多位宝妈没法到新址上班。
于是向京艳推行了“家庭模式”，让妈妈们在家也能办公。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宝妈服装厂陷入了困境。
武汉封城大半年，学校迟迟不开学，运动会文艺表演也停了，这对主营校服的“加十分”可是天大的坏消息，开不了工=没有收入。
向京艳没想过放弃，“这么多妈妈跟着我做，如果放弃了，她们怎么办。”
偶然的契机，有来自四川的客户问向京艳，做不做JK制服。
向京艳的女儿一直喜欢二次元，之前便提过可否生产JK制服的事，因为工艺复杂，向京艳没有轻易尝试。
这次送上来的订单，她决定好好抓住。
那时武汉疫情还十分严重，向京艳叫上几个能干的帮手，在空荡荡的厂房自学研究JK制服。
天道酬勤，JK研发之路非常顺利，订单一个接一个，甚至远销到JK原产国日本。
慢慢地，JK制服成了主打产品，月销售额达三四百万。
向京艳的服装厂开了四年多了，没有辞退过一名员工。
但问题也是有的，私信里涌来了太多的“求救”信号，无数妈妈们想要抓住这个救命稻草，但工厂还是那个两百余人的工厂。
向京艳知道自己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的，没办法应收尽收。
但她每天都会认真回复那些私信，告知工厂条件，为妈妈们想办法，她还是会尽力去帮。
女性需要的
远不止一个收容所
她姐想到了那个在吉林市开了二十四年的五元女子旅店。
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里住一晚，后来涨到三元、五元，纪录片《女子宿舍》写尽了这里的无奈和苦难。
来的多是被家暴逃出来的女人，还有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有为儿子赚买房钱的母亲，还有下岗女工。
有的睡一晚就走了，有的把这里当成落脚处，有的在这里“养老”，一住就是很多年。
他们都叫老板娘为“孙二娘”，《水浒传》里开店的女好汉。
孙二娘每天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钱就交，没钱拉倒”。
她经常带着宿舍女人们去打零工找钱，本来打算开店开到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不知为何，2020年底，五元旅店关门了，孙二娘只是说：“身体原因，想歇一歇”。
宿舍里那些被边缘的女人们，又得重新寻找新的人生避难所。
日本NHK电视台曾拍过一部名为《女性贫困》的纪录片，里面提到女性最常见的致贫原因就是——离异带娃。
图源：NHK《 女性的贫困》
这也许就是“我养你呀”那个幸福模板的B面：一旦失去男人的依靠，女人的生活将陷入深渊。
这对女性来说是两头的困局：
婚姻破碎，法院倾向于把孩子抚养权给男方，因为有更高的经济实力，打开微博“紫丝带妈妈”的超话页面，里面全是被迫与孩子分离的妈妈们的血泪。
而女性即便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由于就业歧视等原因，极有可能加速贫困。
所以有人说：“贫困，长了一张女人的脸”。
日本很多阶级跌落的女性不得不找“爸爸活”。
性产业链在日本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密实的网络，住宿、儿童托管、医疗“应有尽有”。
社会没能给女性托底，女人们只能投向那些社会暗角，这仿佛又是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悲剧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娜拉能不能在外面多挺一阵子？
五元旅店暂时地接纳了她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这时候，宝妈服装厂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老板向京艳无奈之处，恰恰是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
打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动物园绝不是野生动物的归宿，它们需要生存技能和真正的野外栖息地。
女性需要的也远不只是一个收容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她们需要能赖以生存的手艺，以及更有尊严地活着。
于是宝妈服装厂是更好的答案。
它能赚钱，能长久地活着，它的生命力使得它比1.0版本的慈善更能帮助到更多的女性。
看到她们身上沉默的能量
这是全新的实践
熟悉她姐的朋友都知道，我不鼓励女性主动选择成为全职太太、全职妈妈。
不仅因为家庭内部的劳动不被社会看见，这种生活方式能获得的尊严感和价值感较低。
而且把宝完全押在另一个男性身上，一旦遇人不淑，极有可能陷入困境。
然而知识分子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只看到结构性的困境，却不再往后探一步，总觉得女性醒来后无路可走。
正如我们聊《俗女养成记》时所说：否定一种生活方式是容易的，难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否定了全职太太、宝妈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恰恰是人身上巨大的能动性。
那些边缘女性们正在身体力行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她们身上有着沉睡多时的巨大的能量。
有的公司在招聘时，还在问女性：“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巴不得女性不婚不育表忠心。
她姐的后台有太多女性吐槽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因为到了适育年龄而备受歧视，还有很多人一旦生了孩子就迅速被边缘化。
甚至有些招聘上写着大大的“只招男”，他们只想要工具人，996，只想要庞大机器里的小小的螺丝钉。
而有的企业已经看到了宝妈这种拥有巨大能量的群体——她们是母亲没错，但她们对回归社会有着更强烈的渴望。
虽然那个叫“加十分”的服装厂只能招到两百人，但当地已经出现多家企业，效仿起这种模式。
向京艳没觉得是恶性竞争，反而由衷地高兴。
令人欣喜的是，在广州也看到了类似的宝妈服装厂。
不光是宝妈，还有更多女性以及其他边缘群体，她们在求职市场上不受待见，被歧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但其实他们都有着等待被开发的巨大的力量。
2004年印度洋海啸让斯里兰卡、印尼、泰国等地的人们流离失所，这时出现了一个名叫“缝纫机计划”的行动。
已经退出现代生活舞台的废弃了的旧缝纫机，让灾区众多女性有了谋生的工具。
韩国性别暴力事件频出，一些通常主要由男性构成的行业，开始吸纳更多的女性员工，譬如快递行业、殡葬行业。
日本搬家服务越来越精细化，更是推出了只有女性搬家工的定制服务，消除独居女性的恐惧。
在陕西，由窑洞改造的假发工厂让上百名农村女性赚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他们的假发远销国外，甚至去到了好莱坞。
不光是女性，还有残疾人需要工作。
民族企业谭木匠720个工人里有355个残疾人，这并没有影响谭木匠的做工和品质，却让更多残障人士活得更有尊严…
看到了吗？
这些企业的逻辑不再是把人异化成非人，反而是看到了她们身上的人性。
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本身。
在当下996如此普遍，人人自嘲为卖命打工人的今天，我们太需要这样真正能看到“人”的存在，赋予“人”能量的工作了。
点个在看。
愿更多人看到宝妈、残疾人等群体的巨大价值。
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平等对待和生活的尊严。
文章来源：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