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无性别服饰品牌Bosie创始人刘光耀发布了一条视频，以“清北博士、前CEO”的身份公开求职，月薪要求仅3500元，并表示可以接受日结工作。

视频发布后，很快在社交平台掀起波澜。

有人期待他东山再起。

也有人质疑其蹭流量、博关注。

这位曾被誉为“创业偶像”的山东小伙，在2018年以“无性别服饰”概念创立Bosie品牌，一度达到年销售额7亿元，公司估值高达20-30亿元的巅峰。

但后来，随着Bosie因过度扩张引发的资金链问题以及他本人因婚姻破裂损坏的个人形象，都让这个品牌极速从巅峰坠落。

刘光耀的这次“求职”，同样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是财务困境下的无奈之举，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博弈？

巅峰与坠落

刘光耀的跌宕人生

刘光耀可谓“小镇做题家”的典型代表，当年以“山东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后保送清华大学攻读金融硕士。

2018年，还在清华读研的他，凭借3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了无性别服饰品牌Bosie，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和社交媒体营销迅速走红。2021年，Bosie销售额高达7亿元，估值一度突破20亿元。

当年的刘光耀意气风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豪言：“我们要重新定义年轻人的穿衣方式。”

然而自2022年起，bosie关停试验型门店，精简产品线，2023年虽获1亿元B2轮融资，但品牌没能再创高峰。

2024年，刘光耀与信邦制药董事长之女安吉结婚，被视为“学霸与千金”的理想结合。

然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七个月便宣告终结。

离婚后，双方通过朋友圈互曝内幕。安吉称“给了刘光耀5000万投资款，给他父母400万买房”，并要求归还Bosie公司欠父亲的1000万元借款。

刘光耀则发文自称是“赘婿”和“传宗接代的机器”，爆料婚姻期间被禁止担任CEO、不能做网红，并控诉前妻通过代孕生育孩子后不让他探视。

随着两人离婚事件的不断发酵，直接引发了Bosie的资金链断裂。

一位前Bosie员工回忆：“先是供应商停止供货，接着是天猫旗舰店关闭，最后连办公场地都租不起了。”

曾风光一时的Bosie迅速萎缩。从2023年至今，Bosie再未披露过新融资进展。目前，其关联公司杭州伯喜服饰仍被法院列为限高企业。

刘光耀和Bosie的跌宕历程，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新消费领域的缩影。Bosie联合创始人李齐贤曾坦言：“成立以来，Bosie一直注重规模的扩张，从未关注过自身的利润状况。”

在资本狂热时期，新消费品牌普遍奉行扩张优先战略。Bosie曾在全国开设50多家线下门店，几乎都是400平方米以上的大店。上海淮海中路旗舰店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月租金成本超过200万元。

李齐贤反思道：“过去我们跟很多新消费品牌一样，许多业务开展都是以融资为导向。每拿到新一轮融资，都从没想过去好好巩固现有业务的薄弱环节，每一轮融资都变成了新的杠杆，只为给撬动下一轮融资造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当杠杆越加越多，那最后的崩盘也在意料之中。

争议与质疑

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博弈？

尽管公司陷入困境，但刘光耀目前仍持有Bosie母公司23%的股份。按品牌巅峰时期30亿元的估值计算，这笔股权价值接近7000万元。但这些股份可能已被法院冻结，使得刘光耀“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转让”。

不过刘光耀在Bosie陷入困境之前，就已经成功转型自媒体。目前，他在抖音平台拥有近270万粉丝，社交账号价值远超3500元月薪。

此外，天眼查数据显示，刘光耀名下仍关联10余家企业，2025年还新成立了3家公司。

基于这样的现实，不少网友认为刘光耀的“低薪求职”是一次低劣的炒作，是对公众情绪的又一次消费。如果他真的面临财务困境，完全可以通过直播带货或知识付费变现。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刘光耀的经历反映了即使清华北大的光环，也无法完全抵御资本冲击的现实。品牌的巨额亏损、法律纠纷以及婚姻破裂带来的债务压力叠加，可能确实让其财务状况和职业生涯陷入了低谷。

给现代职场人的一碗鸡汤

刘光耀的求职行为，某种程度上给现代职场人提供了多重思考：

第一，职场中“平台能力”与“个人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当一个人依托资本和平台的强大资源迅速取得成功时，外界往往难以清晰界定，多少成就源于个人的真实才干，多少是平台红利使然。

平台资源好比是一阵强风，而个人能力则是翅膀。有风的时候，即使翅膀不够硬，也能飞得很高；但风停了，能否继续飞行就取决于翅膀的真正实力。

刘光耀从估值数十亿公司的CEO，到公开寻求月薪3500元的工作，这一巨大职业反差，促使人们深入质疑其剥离平台光环后的真实职场竞争力。

第二，职场危机中的转型策略。

刘光耀曾发起一个“野马计划”，想成立一个“00后就业互助小组”，收集1000份能糊口、有人味的“不正经工作”分享给年轻人。

为此，他进行了最低生活成本实验，亲身体验在杭州这样的新一线城市，月薪5000元左右可以维持的基本生活：合租卧室约1200元，自己做饭1500元，交通800元，社交杂费1000元，机动500元。

这些实验向许多面临职业困境的人展示了一种可能：即使远离聚光灯和资本追捧，个体也能回归生活本身，在简单劳动或服务性工作中重新定位价值。

当职业道路不再总是向上，而是可能迂回甚至暂时后退时，支撑我们的不是过去的辉煌，而是应对变化的能力和从低谷爬起的韧性。

第三，高学历与职业价值的关系。 

曾经，社会普遍认为高学历必然等于高薪和高社会地位。但现实数据描绘了另一幅图景：从2010年到2020年，本科学历的薪资优势指数从1.89降至1.33。这意味着，十年前本科毕业生的收入几乎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9倍，而十年后这一优势已大幅缩水。

更令人深思的是，到2020年，毕业3年内的大专学历者，平均工作收入仅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6%，已不再具有任何薪资优势。

这表明，学历正从过去的“硬通货”转变为如今的“基础条件”。它依然是职场入门券，但已不足以保证职业成功。

当“体面”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是否都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叫一份“正经工作”？

第四，就业观念的大转变。

刘光耀在短视频中分享，他尝试过工地搬砖，也做过“助浴师”，上门帮老人洗澡。

他说搬砖治好了他的失眠，而帮老人洗澡时，老人握紧他的手说谢谢，让他想到自己离世的爷爷奶奶，瞬间泪流满面。这些细节显示，他似乎在寻找一种超越金钱的工作意义。

他的选择背后，是年轻人就业观念的深刻变革。与过去单纯追求“高薪”不同，当代年轻求职者更加注重自我实现以及兴趣契合。工作已成为价值实现的平台，成就感成为动力源。

这种转变在数字上得到印证。根据澎湃新闻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大学生灵活就业已成为长期现象，而非暂时现象。

来源：CFW服装经理人